感谢邀请,我个人认为朱棣就算不能成为千古一帝,也是千古一帝的有力竞争者。
国内很多学者都分析了朱棣,恰逢近期在看日本学界的书,给大家介绍下日本学者的看法吧。
本文的目的不是强调永乐帝如何夺回政权和重新评价他的政绩,而是通过中国传统理论观察他采取的系列政策,讨论他在中国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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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其人▲▲▲
朱棣是在铁与血的斗争中,在杀戮与反叛中登上帝位的。他的即位实际上是不合法的篡夺帝位,即位之初的大清洗,与朱元璋统治时期并无本质差异,这种行为与其归结为本性,不如说是当时皇权不稳固的一种自然的应对措施。不过由于朱棣是反叛夺帝,这也构成了他悲剧的根源。
由于当时朱元璋频繁征战,朱棣在出生的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正式的名字。关于朱棣的嫡子身份,实际上在学界是有过讨论的。比较权威的是《南京太常寺志》一书明确记载着朱棣是硕妃之子。朱棣一直隐讳生母,自称孝慈皇后嫡子的原因不外乎是为了使自己篡夺皇位名正言顺。他从即位开始,就背负着无法抹除的过去,他一生都在与自己做斗争。这既是对他成为伟大皇帝的鞭策,也推动了他在位内一系列举措的推行。
朱棣夺位时,作为燕王,军事能力在当时已经处在将星凋零的朱元璋后期时代是首屈一指的。其中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其在洪武二十三年初次作战。此战中,燕王运用计谋俘获了数万蒙古人,赢得了这次北伐的成功。他的军事能力是得到过同样带兵能力出色的朱元璋肯定的,评语为:无北顾之忧。(可见《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三年闰四月癸亥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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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中华▲▲▲
中华这个词,似乎现在民众已经习以为常。然而,在漫长的几千年历史中,中华这个词是有特殊含义的,“中”这一字表明认为文明处在世界的中心,“华”这一字则是“华美”转义而来,含文化优秀先进之意。华夏一词亦是如此。中华一词是与夷狄相对应,这在文字上显示了中华世界的优越性。历史证明,至少很长的一段时间,约两三千年,中华文明在与其他文明的比较中,无论军事上的胜败,至少在文明程度上基本都是领先的,可以说中华这个词是有现实意义的。
谋求华夷共存的中华思想在古代中国人是有现实反映的,也映射在具体的统治秩序。如五服图。中华文明一直被认为具有包容性,这实际上与很早萌芽的华夷之辫有关系。
华夷之辩认为,一方面如果蛮狄被中华礼义同化,就会成为中华子民,另一方面,即便是中华子民,如果丧失了中华礼义,则与蛮狄无异。事实上,致力于打破华夷之别在古代就有思想基础,如汉代的公羊学派,提出“天下”思想,架构起“天下一统”的中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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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的野望——中华秩序的摧毁▲▲▲
两宋的弱势本就使得华夷秩序摇摇欲坠,蒙古的崛起,更是让这一秩序坠落谷底。蒙古灭掉南宋,统一中国,建立元朝,自此中华与夷狄的地位完全逆转。不过蒙古大军虽然横扫欧亚大陆,但是忽必烈一直希望能将“华夷秩序”重新建立起来,这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但忽必烈却屡屡在远征日本、爪哇等国上遭遇失败。元朝建立的东亚国际秩序,并未如忽必烈所望,就功亏一篑了。这也是日本学者在后文提到朱棣超越忽必烈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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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帝国的诞生,中华秩序的恢复▲▲▲
元明革命是民族矛盾么?对于这一问题,不仅在中国,日本学界对此亦多有讨论。日本学界的一个观点颇为奇妙,即:朱元璋不是民族英雄,反元起义也不是民族革命,但大明朝确是汉民族国家的再兴。
然而,细究之下,实际上并站不住脚。这从朱元璋话语中多少可以看出:
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太祖实录》吴元年十月丙寅
登上帝位的朱元璋,对他而言,当务之急就是要确立大明朝的政治基础。这就需要以儒家思想中的伦理秩序为依据进一步稳固大明政治体制,构成大明政治理论基础的当然就是天命思想和华夷思想。
勘合制度。这是洪武十六年(1383年)施行的政策,这是华夷秩序重建的重要举措。明朝推出“勘合制度”,即发给朝贡国勘合,估摸着是一种符契,来华朝贡时必须携带,以此甄别朝贡使的真假。但由于当时朝贡国来华往往能获得超额利益,这些“蛮夷”将勘合认为是来华的贸易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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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治与法治▲▲▲
众所周知,在朱元璋去世前传位给了皇长孙朱允炆,也即后来的建文帝。建文帝一直在“德治”与“法治”之间摇摆不定,这也给了当时的燕王朱棣充分的发育时间。尽管后来建文帝选择了代表德治的方孝孺手中,但那不过是紧张局势下的无奈之举。有些人认为建文帝的败亡主要在于听信旁人采取削藩政策。但是其实,建文帝早在即位前就对藩王并立有所担忧,这可见其与朱元璋的对答。
以德怀之,以礼制之,不可则削其人,又不可则废之,又甚者则举兵伐之。
——(《明史窃》卷三《革除记》)
当时的燕王朱棣在淝河、小河、齐眉的作战相继失败,几乎就要撤军了。但当时南京方面却认为朱棣的败军必将回到北平修整,没有趁胜追击,反而调回一部分军队加强南京防御,错失良机。没把握机会的人注定会受到惩罚,灵璧之战中,朱棣重整旗鼓,一举击溃南京的军队,攻破了灵璧这一南京屏障。建文帝就只剩最后一口气了。至于南京陷落,不过是帮建文帝盖上了帝位之争的棺材盖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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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帝的出逃▲▲▲
历史上,关于建文帝的下落可谓众说纷纭。如《奉天靖难记》、《太宗实录》为代表的官方史料。他们详细记载了南京城陷落后,建文帝自焚而死,并有朱棣找到尸体并厚葬的过程。而野史则主要是描述建文帝扮成和尚逃走,并隐姓埋名生活下来,甚至有说出逃海外。有的野史还描述了朱棣下令用建文帝皇后的遗体冒充建文帝进行下葬的情况。
根据《明史》记载,胡濙(yíng)在永乐四年(1406年)身负寻找建文帝行踪的秘密使命,游历天下十五年。永乐二十一年,胡濙回京复命,据说,当时朱棣已然就寝,依然起身听其汇报至天明。
不过,其实在日本学界,对建文帝的下落虽有讨论,但是日本学界本身并不是很重视,不感兴趣,而且不同于中国学界普遍认可的“出逃说”,日本学者几乎不支持这个点。究其原因,也许如日本学者所说,在于中日在“感觉上”的差异。
日本民众对不幸的英雄会寄予更多同情,日语中甚至有“判官赑屃”(ほうがんびいき)这样的专用词。所以,日本历史上,那些悲剧的末路英雄往往会在传说当中重生,如义经传说及丰臣秀赖等,而现实中的去向则不太关心。这种态度反映在建文帝这一问题上,便表现为日本学者不在意建文帝的去向。日本学者认为,对于这问题,中日学者之间的差异可以说是“两国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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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忽必烈▲▲▲
看到标题,我和很多人一样奇怪,为何日本学者会认为朱棣能超越忽必烈呢?毕竟忽必烈拥有过人类史上的最大帝国。看完后,明白了日本学者之所以认为朱棣能超越忽必烈,在于其实现了对华夷秩序的完成。那么,朱棣是如何实现对华夷秩序的完成呢?
先说靖难之变。靖难之变不仅引发了国内混乱,也对明王朝的边防产生了影响,蒙古趁机起势,蒙古草原中两个比较主要的部落,即鞑靼部和瓦剌部相继崛起。永乐帝朱棣对蒙的基本政策是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彼此消耗。其实,早在明初,明王朝就希望能将鞑靼部纳入朝贡体系,奈何未果。反而是瓦剌部主动来投,成就了明初的对蒙制衡机制。
再说怀柔政策。该政策被朱棣广泛应用于蒙古周边和东南沿海。朱棣在东部的满洲地区,积极招抚当地的女真族,并择之编入卫所。册封蛮夷的方式在朱棣手中用的风生水起,朱棣将现在天山山脉东端的哈密王家册封为忠顺王,形成了对蒙包围圈。针对东南沿海地区的频繁走私贸易,朱棣提出若能回归到传统的政治秩序之中,则过往之罪觉不追究。(可见于《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十二上)而对于周边各国的朝贡,朱棣更是以“怀柔远人”为由,对部分国家在朝贡时携带违禁品之类的行为放任之。
日本重归朝贡体系。日本历史学界曾经认为明初,日本统治者足利义满采取依附中国的外交政策原因在于利用明朝的权威维持其凌驾于天皇之上的绝对地位。但日本近年来研究认为,中日之间的贸易往来获得的超额利润才是其向朱棣俯首称臣的最大动因。要知道,遣唐使废止后,日本便独立与中华朝贡体系之外了。即便是后来的两宋及元朝时期,甚至于忽必烈多次东征日本,日本都依然抗拒于中国。日本在此期间是相当尽附属国义务的,积极应明朝请求抓捕倭寇押送到明朝,而永乐帝对此亦是大加赞赏,甚至于作碑文赠送给足利义满。日本重归中华朝贡体系,被日本学者高度赞赏,认为这正是其超越忽必烈的重要表现,东亚国际秩序的重建更是很大程度上稳定了当时东亚各国的社会形势。
朝鲜、安南称臣。随着高丽的衰弱,朝鲜王朝兴起并取而代之,后在永乐帝时期正式接受明朝册封。在安南,胡氏在夺取政权后亦是来明朝主动请求册封。后来安南动乱,明朝甚至派出军队介入,平定动乱。可以说构成这些国家主动纳入朝贡体系的原因在于贸易之需与谋求政权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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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的中华▲▲▲
早在1969年,就有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提出,永乐帝以元世祖忽必烈再世自居。实际上,永乐帝的父亲——朱元璋亦是忽必烈的信奉者,他公正评价到忽必烈在位时“四夷朝贡”的盛况,甚至认为忽必烈做到了“四海内外莫不臣服”。
从本质上看,尽管朱棣与朱元璋在外交政策上有所不同,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将大明定位为“不征之国”,严禁明朝随便使用武力,朱棣则是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在外交政策积极的情况下同时一定程度上对蒙古和安南等地诉诸武力。正式在朱棣的积极推动下,周边各国来华朝贡的数量远超洪武时期。
从朱棣背负的压力看,朱棣注定是与朱元璋不同的。朱元璋作为农民起义军领袖,加之反抗元这一当时的异族,天然具有政权正当性。而朱棣则是篡位得来的帝位,若其仅在朱元璋的框架下,则无以洗刷其污名。因此,朱棣必然是要开创一个任何人都认可的盛世,实现朱元璋时代都未曾达到过的高度,做到“四夷朝贡”。可以说,这既是朱棣的悲剧,也成就了朱棣,成就了扩大的中华。
扩大的中华是当时明朝与周边各国的价值交换体系的产物。这表现为明朝凭借其强大的国家实力,建立起一整套的海禁-朝贡体制,这个体制的特征就是借助郑和下西洋等行为,把周边诸国对中国物资的需求作为筹码,将以明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推广遍及亚洲全域。某种程度上,称呼郑和下西洋为“南海远征”实际上是很妥当的说话,郑和虽未举一兵,未搭一弓,而竟经略之功,以海外贸易的方式实现朱棣的理想,即用儒家礼仪秩序规范“四夷”,确立以明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政治秩序。正是凭借中华的绝对政治经济实力,构建了中华独尊的开放性的统治世界,形成了“中华”世界体系(其实是东亚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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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亏一篑▲▲▲
上文提到朱棣是以元世祖忽必烈作为目标的,那么对朱棣来说,如果不能将蒙古纳入他所设想的朝贡体系,那么便不能算圆满。因此,他无论如何都一定要让蒙古臣服。在连续三年的亲征中,连逾六十的朱棣依然为他的梦想奋斗着。永乐二十二年,在朱棣的第五次亲征的归途中,在蒙古大地上,这个他一直想纳入朝贡体系的地方,结束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可惜的是壮志未竟。
不管怎么样,就如日本学者所说,“明初时代既是中国史的一个归结点,同时也是新时代的出发点。”
朱棣或许无法称为千古一帝,但至少在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中属于前5%的人,称得上是极为优秀。
参考文献:
1. 《明史窃》卷三《革除记》;
2. 《太祖实录》;
3. 《奉天靖难记》;
4.《明史》;
5. 《明太宗文皇帝实录》;
6.《永乐帝:超越忽必烈》。
关键千古一帝名额太少,从始皇帝开始两千多年,排两个合适,顶多三个不能再多了。
朱棣能不能评千古一帝主要看这个头衔有多少名额,如果给到十个八个,朱棣还是有戏的。
我个人意见来拍的话,能排到朱棣前面的也就那么几个罢了,像李二刘野猪我是会丢到朱棣后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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