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应试时，欧阳修把他的文章当成了曾巩写的，判他为第二，那么曾巩到底是第几名？

答：最先讲述“苏东坡应试因欧阳修和曾巩之故被判为第二”故事的人，是苏东坡的弟弟苏辙。

苏东坡是个知命乐天之人，在去世之前，就给弟弟苏辙写信，他给自己写墓志铭。1101年，苏轼去世，苏辙按照哥哥的嘱托，含泪完成了《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死人为大，不用说，墓志铭都是要拣好话来写的。

关于哥哥参加科考的这个轶事，苏辙是这样写的：嘉祐二年，欧阳文忠公考试礼部进士，疾时文之诡异，思有以救之。梅圣俞时与其事，得公《论刑赏》，以示文忠。文忠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为。子固，文忠门下士也，乃置公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

大家都知道，苏东坡和苏辙感情深厚，苏东坡的代表词作之一《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就是写给苏辙的。

另外，因为手足情深，苏东坡还发过“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的宏愿。

这么深厚的感情，是多年累积起来的。

在进入仕途之前，哥俩一起读书、一起考试，一起游玩，志趣相同，形影不离。

嘉祐二年的科考，苏辙是和哥哥一起参加的。

所以，苏辙所说苏东坡参加科考的这一段轶事，真实性极高。

即后来的《名臣碑传琬琰集》、《宋史》，以及文献《诚斋诗话》等都予以引用。

然而，认真推敲，苏辙的说法还是有些可疑的。

比如，他说“乃置公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这三个讯息，应该是准确无误的。但说哥哥苏东坡被“置第二”是欧阳修和曾巩的缘故，就带有猜测成份了。

欧阳修把苏东坡的试卷误认为弟子曾巩的，这是欧阳修的内心活动，如果不是由欧阳修本人说出，其他人的说法如何作得准？

查遍欧阳修所有著作，欧阳修本人均没有说过类似的话，而苏辙写这个《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时，欧阳修已作故近三十载，也不可能有他本人对苏辙说法的态度。

那么，后人把这则故事当成真事，那也未尝不可。

问题是，后人还误解了苏辙所说的“乃置公第二”这个讯息，以为苏东坡就是该年科考的第二名，即榜眼了。

还有人说，要不是欧阳修搞这出乌龙，苏东坡就是该年科考的状元了。

这种说法是很可笑的。

北宋科举考试共有发解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考试制度。原本苏东坡兄弟是应该先在家乡眉州参加发解试，合格后，再到京师开封参加省试和殿试的。

但是，苏东坡的老爸苏洵在《上张侍郎第一书》里说了，“闻京师多贤士大夫，故往从之游，因以举进士”，实际原因，是这位患有严重“恐考症”的老爸对儿子的才学不够自信，而开封府分配到的解额比较大。

所以，嘉祐元年（1056），苏东坡兄弟就在老爸苏洵的带领下，千里迢迢赶到京师，通过寄应取解的办法在开封府参加了发解试，然后于次年参加省试与殿试。

注意，省试并不是仅仅一场考试，而是分多场，要不，苏辙也不会在“乃置公第二”之后再加“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这一句了。

《文献通考》载：宋朝礼部贡举，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合格及第者，列名发榜于尚书省。凡进士，试诗、赋、杂文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

这，是北宋前期沿袭唐、五代科考制度的施行状况。

这制度其实是一直都在调整和变化的。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记载，太平兴国八年十二月，“进士免帖经，只试墨义二十道，皆以经中正文大义为问题。又增进士及诸科各试法书墨义十道。”

同书卷二六又载，到了雍熙二年（985）四月，又复帖经，罢律义。

《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又记，庆历四年（1044年），进士考试“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通考为去取，而罢帖经、墨义，士通经术愿对大义者，试十道。”

而因庆历新政失败，该制度随之取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四称：“诏科场旧条，皆先朝所定，宜一切无易。”

所以，嘉祐二年的省试考试内容，就是庆历新政失败后改回的旧制，即仍当考试诗、赋、策、论、帖经、墨义诸内容。

这些考试内容是怎么设考的呢？

《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有记：宝元年间，宋仁宗曾向龙图阁学士李淑“访以进士诗、赋、策、论先后”，李淑的建议是“先策，次论，次赋，次帖经、墨义，而敕有司并试四场，通较工拙，毋以一场得失为去留”。于是，宋仁宗“诏有司议，稍施行焉”。

即：先考策论，后考诗赋、次帖经、墨义，四场并试，最后根据四场考试成绩予以综合评定。

叶梦得在《石林燕语》载：苏子瞻自在场屋，笔力豪骋，不能屈折于作赋。省试时，欧阳文忠公锐意欲革文弊，初未之识。梅圣俞作考官，得其《刑赏忠厚之至论》，以为似《孟子》。然中引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事不见所据，亟以示文忠，大喜。往取其赋，则已为他考官所落矣，即擢第二。及放榜，圣俞终以前所引为疑，遂以问之。子瞻徐曰：“想当然耳，何必须要有出处。”圣俞大骇，然人已无不服其雄俊。

不难看出，苏辙所说的“乃置公第二”，是指策论考试。

苏东坡在策论考试中撰写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已成古今范文，自然是上乘佳作。但一开始并不是定为第一、第二的佳作；而是苏东坡“不能屈折于作赋”，“已为他考官所落矣”，欧阳修为了援救这一人才，才“即擢第二”的。

苏东坡也因为这个，在科考结束后在致欧阳修的《谢南省主文启五首》中表达了谢意，其中有提到：“轼也，远方之鄙人，家居碌碌，无所称道。及来京师，久不知名。将治行西归，不意执事擢在第二。”

另外，苏东坡又在墨义考试中“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终于在综合评定中拉高了成绩，在省试中顺利过关，被礼部奏名为合格进士。

不过，治平元年（1064），司马光曾状称：“所有进士帖经墨义，从来不曾考校，显是虚设，乞更不试。”即墨义考试内容不受重视，“显是虚设”，可见苏东坡在该科考试中位列第一对综合评定的帮助并不大，《宋会要辑稿》也明确记载：嘉祐二年省试第一为李实。至于苏东坡在省试中的名次，则不是第一，也不是第二，具体名次，已难于考索。则曾巩的省试名次就更加难考索了。

话说回来，省试的名次对任官出仕影响并不大——决定功名高低的，是随之而来的殿试。

本来，宋太祖确立殿试制度以后，殿试通过与否是举子能否登科的关键，但嘉祐二年首开殿试不黜落先例，只在殿试中对省试名次有所升降。

这次的省试状元是李实，殿试状元却是章衡。

苏东坡殿试的名次，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里说得很清楚了，是“殿试中乙科”。

《宋会要辑稿》载：嘉祐二年甲科分为五等，第一甲中，状元章衡为将作监丞，榜眼窦卞、探花罗恺并为大理评事、通判诸州；第四名郑雍、第五名朱初平并为两使幕职官；第六名以下及《九经》及第，并为初等职官；第二甲为试衔大县簿尉；第三、第四甲试衔、判司簿尉；第五甲及诸科同出身，并守选。

苏东坡兄弟同榜登科，苏辙中第五甲，赐同进士出身，不能立即授官，须守选。

苏东坡为乙科，属第四甲，赐进士出身，无须守选，可立即授官。但该年，苏母去世，他和弟弟苏辙一起回乡丁忧，也没有授官。

丁忧期满后，苏东坡授河南府褔昌县主簿，与名列第五甲的弟弟苏辙之官渑池县主簿，为同一级别，均为幕职州县官之最低等“判司簿尉”，也是嘉祐二年进士第三、第四甲授官中的最低级别。

由此可见，兄弟俩在殿试中的成绩并不理想。

但是，在苏东坡兄弟居乡丁忧期间，嘉祐三年（1058），朝廷下诏：“自今制科入第三等，与进士第一（状元），除大理评事、签书两使幕职官；代还，升通判；再任满，试馆职。制科入第四等，与进士第二、第三，除两使幕职官；代还，改次等京官。制科入第五等，与进士第四、第五，除试衔知县；代还，迁两使职官。”

兄弟俩因此没有赴任，而积极备考制科考试。

嘉祐六年八月，惊艳时刻到来。

苏东坡哥俩同时爆发，苏东坡成绩入三等，为北宋举行制科以来继景祐时吴育之后的最高成绩，因此授官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取得京朝官身份；弟弟苏辙成绩入第四等，除秘书郎、商州军事推官。

上面的诏书说了，制举入三等，即依照进士第一（状元）的待遇授官。实际上，两宋三百余年，举行过二十二次制举御试，制举共分五等，一、二等为虚设，只有四十多人入等。入三等的，只有吴育、苏轼、范百禄、孔文仲四人。

可以说，苏东坡的荣耀，比状元还高若干倍。

尤其难得的是，弟弟苏辙也入四等，兄弟同科，前所未有！

据说，宋仁宗读了东坡兄弟的制举进策后，欣然作色，对高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可惜的是，苏东坡后来并未得任相，堪称千古憾事。

中国科举历史上第一名榜，是苏轼和曾巩考中进士的那一榜。时间是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主考官是欧阳修。

嘉祐二年的进士榜确实是牛人榜，这帮进士里面出了9个宰执，唐宋八大家里面占了3个，北宋五大儒占了2个。

唐宋八大家里面的3个是：苏轼，苏辙，曾巩。

北宋五大儒里面的2个是：程颢，张载。

9个宰执是：王韶，郑雍，梁焘，吕惠卿，苏辙，林希，曾布，章惇，张璪。

嘉祐二年的进士榜的前三甲，我们就不太熟悉了：状元章衡，榜眼窦卞，探花罗恺。不过，他们都在《宋史》里面有传。章衡是章惇的族侄，搞得章惇很不爽。

进士排名问题

宋代彭百川笔记《太平治迹统类》记载：“嘉祐二年三月丁亥赐进士章衡等二百六十三人及第，一百二十六人同出身。是岁，进士与殿试者，始皆不落。章衡，窦卞，郑雍，吕惠卿，蒋之奇，苏轼，曾巩(原误书肇)，朱光庭，曾布，宋希（当为“林希”之误），史元道（疑为误载），王韶，梁焘，苏惟贤，苏辙，刘元瑜”。

会试取进士排名一次，皇帝亲自殿试重新排名。所以最后的排名是宋仁宗定的。

这次考试苏轼考的很不理想，第一场赋，苏轼就考砸了。赋的试卷批阅不是欧阳修负责，成绩出来后，欧阳修发现苏轼根本就没考及格！

因为宋朝考试是糊名制，欧阳修也是连懵带猜，把苏轼的论当作曾巩写的，结果把苏轼取了第二名。

苏轼考的最好的是墨义，就是找一段经文，让你写出含义来。这个主要是考记忆和基本功了。苏轼的墨义考了第一。

这一次录取的进士是389名，大约分五等，会试时，苏轼考了第三等，曾巩还排在苏轼后面，苏辙考了第四等。苏轼大约在100名开外，曾巩的名次比这还惨，苏辙大约在200名开外。

殿试的时候调整名次，因为苏轼的论考了第二名，所以把苏轼提到了第二等，总算进入了前100名。估计曾巩也提了名次，也进入了前100名。很不幸的是，吕惠卿竟然还排在苏轼的前面！

苏轼和曾巩当年考试的内容

并不是只考一篇文章，而是像高考一样有多门考试。官员的子弟还要加一次复试！

当时宋朝的进士考需要“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

以诗赋、论最重要。策论就是现在的申论，对具体政务的论述，有5道题。帖经，就是默写填充十条《论语》的内容。

那一年的论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文章流传了下来，还杜撰了一个典故：“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把主考官欧阳修都哄住了。

本人是沂蓝书院赵月光，主要研究宋史和近现代史，继承章太炎学派唯识史观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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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是嘉佑二年考中进士。

嘉佑二年的进士榜，被世人誉为“科举考试第一榜”。这一届的进士有蜀党领袖苏轼、苏辙，朔党领袖梁焘，洛学鼻祖程颢及核心人物朱光庭，关学鼻祖张载及核心人物吕大钧，八大家之一的曾巩，还有日后王安石变法的骨干吕惠卿、曾布、蒋之奇、林希等人。

同时这届进士有多达9人日后坐上了宰执之位，包括王韶、郑雍、梁焘、吕惠卿、苏辙、林希、曾布、张璪、章惇等。这榜进士可以说是自隋开创科举以来最璀璨的一届，可谓是人才辈出，群星荟萃，他们或开宗立派，或执掌国政，或文扬天下，总之是“举世罕见”。

那么就是这么一届人才辈出的科举，“三殿甲”都是谁呢？

状元就是被苏轼誉为“子平之才，百年无人望其项背”的章衡。

榜眼就是一生清廉，刚正不阿的窦卞。

探花就是仁宗时期官至州通派的罗恺。

那么看到这里我想都明白，其实苏轼并不是第二名。他真实的排名据考证是乙科第四甲

实际上苏轼的排名早就是有定论的，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早就言明“中乙科”。只不过后来人似乎都选择性的忽略了这段记载，他们纷纷将苏轼在科举中的排名一再人为的拔高，先是《东坡先生年谱》称苏轼“礼部奏名居第二”，后更是有人将其拔高为殿试第一名。

但苏轼的科举排名远远没有这么高，他真实的排名其实就是乙科第四甲。

而之所以认定苏轼是乙科第四甲，则可以从苏轼被授予的官职看出。据《宋会要》载:"嘉祐二年五月四日，以新及第进士章衡为将作监丞，第二人窦卞、第三人罗恺并为大理评事、通判诸州；第四人郑雍、第五人朱初平并为两使幕职官；第六人以下及《九经》及第，并为初等职官；第二甲为试衔大县簿尉；第三、第四甲试衔、判司簿尉；第五甲及诸科同出身，并守选。"

据史载苏轼在丁忧期满后被授予“河南府褔昌县主簿”一职，也就是第三、四甲的“判司簿尉”一级。

而苏轼的殿试原排名是丙科，具体是几甲不可。但史书曾载苏轼因在省试中的第四场《春秋》对义中取的第一名，所以在殿试后曾按例升一甲（《东坡纪年录》载“中丙科，升一甲”），之后参照这个，再加上苏轼授予的职位，及苏辙所说的苏轼“中乙科”，那么就可得知苏轼最终的排名就是乙科第四甲（宋制，殿试排名分甲乙丙丁四等，其中一甲为甲科，二至四甲为乙科，丙丁具体有甲尚不完全明）。

也就是说苏轼的排名远远要低于坊间流传的第二名，因为在苏轼乙科第四甲的上面，可还有乙科第三甲、乙科第二甲、甲科第一甲。而按照宋制，第一甲指的是第一到第五名，之后的以此递增，虽然二甲、三甲的人数不知，但显然苏轼排名最起码也是在30名以后，因为他是第四甲。

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人说苏轼曾夺得省试第一名，但事实上也并非如此。

《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载:"嘉祐二年，欧阳文忠公考试礼部进士，疾时文之诡异，思有以救之。梅圣俞时与其事，得公《论刑赏》，以示文忠。文忠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为。子固，文忠门下士也，乃置公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

因以上的记载，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苏轼在省试中夺得第一名。但其实这也是错的，苏轼的第一名指的是单科第一名，非省试总榜第一名。

《文献通考》载:“宋朝礼部贡举，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合格及第者，列名发榜于尙书省。凡进士，试诗、赋、杂文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就是宋朝的省试要考诗、赋、策、论、帖经、墨义等内容。

也就是说苏轼在考“论”的时候，以一篇《论刑赏》得第二名，后又在考“墨义”的时候以《春秋》对义取的第一名。但是其余的诗、赋、帖经等却并未道明名次到底是第几，而且最重要的是史书已明确记载苏轼这届省试的第一名是一个叫“李实”的人。所以苏轼绝对不会是省试第一名。

那么在解释苏轼的科举排名后，我们再来说说曾巩的排名。《宋史.曾巩传》载:“中嘉佑二年进士第”，也就是说曾巩是”进士及第“。

而据《亲试进士条制》所载，景祐元年定五等之制，前三等赐及第，第四等赐出身，第五等赐同出身。就是说只有甲科第一甲、乙科第二甲、乙科第三甲才能被赐予“进士及第”的出身。

同时据《宋会要》所载，我们可知嘉佑二年的第一到五名，分别是章衡、窦卞、罗恺、郑雍、朱初平，所以曾巩肯定不会是甲科一甲的，那么就只剩下乙科第二甲和乙科第三甲。

那曾巩是属于乙科第二甲，还是乙科第三甲呢？这个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宋史未记载他中进士后被授予什么官，只是说道“调太平州司法参军”，而“调”就说明他之前肯定还担任过什么职务，只是没有说，所以也不清楚他到底是第几甲。

只能肯定是他绝对是要比苏轼的排名高，因为曾巩是在乙科第二甲和第三甲之间，而苏轼却是乙科第四甲。

苏东坡应科举考试的时候，主考官欧阳修把他的文章当成了曾巩写的，为了避嫌，判他为第二，是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很多答友已经指出，这个故事虽然脍炙人口，本身的可靠性存疑——毕竟，欧阳修的心理活动事后谁也不确凿了解——苏轼的第二也仅仅是省试策论部分考试的第二，不是殿试的第二也就是榜眼。

也因此，很多人津津乐道的下面这两个陈述是不成立的：

欧阳修为避嫌曾巩，不然苏轼本是状元； 唐宋八大家的曾巩是状元。

假使欧阳修这个做法存在，在不避嫌的情况下，苏轼也不是状元；苏轼被判为第二，当然更不意味着曾巩就是第一。事实上，唐宋八大家中，除苏轼苏辙兄弟二人的父亲苏洵没有科举功名之外，其余七人都是进士，但没有一个是状元。

苏轼是五甲中的第四甲，赐进士出身，在388名进士及第的考生中处于中下等水平，曾巩具体的名次不详，从他被授予太平州（今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司法参军的职务看，高于苏轼的判司簿尉，名次应该居前。

苏轼这一榜也是就是嘉祐二年（1057）的状元是浦城（今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人章衡（1025—1099），章衡是北宋中期政治家、后来当过宰相的章惇的族侄——章衡这个侄子反而比章惇大10岁——章惇也是这一榜进士及第，因为耻于居章衡之下，拒不接受敕诰就直接回了家，2年后再次参加科举考试又进士及第，名列第一甲第五名，章惇这个『向以擢第不高，辄丢敕诰於廷』的『佻薄秽滥』的行为后来一直被人攻击，影响了他获得馆职。

章衡虽然知名度没有苏轼章惇等高，但也不能说是小人物，苏轼称赞其『子平之才，百年无人望其项背』，作为『翰苑词宗，国家梁栋』，在历史上也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苏东坡参加科举考试，本来能考中状元，据说主考官欧阳修阅卷的时候，看到他的文章写得太好，怀疑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写，为了避嫌将这篇文章列为第二，苏轼因此错失第一。

更牛的是，他在考试的文章中随手编了一个故事：尧当国君的时候，皋陶在他手下为官。有人犯了法要被杀头，皋陶多次下令杀掉犯法的人，尧却下令赦免了这个人。

阅卷老师梅尧臣在批阅这篇文章的时候，看到这个“典故”，自己居然没有读到过，又不能承认自己没有读到过。后来有一天梅尧臣问他这个“典故”的出处，没想到他回答说：想当然了。

以上，只是后人杜撰的文人轶事，并不一定真实。这个故事的版本，最先来源苏轼的弟弟苏辙给他写的墓志铭《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嘉祐二年，欧阳文忠公考试礼部进士，疾时文之诡异，思有以救之。梅圣俞时与其事，得公《论刑赏》，以示文忠。文忠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为。子固，文忠门下士也，乃置公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

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欧阳修担任礼部考试的主考官，梅尧臣也是考官之一。欧阳修是古文运动的发起者，想改变当时的文人风气。梅尧臣看到了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的策论文章后，大为赞赏，传阅给欧阳修，欧阳修读完非常惊喜。认为这篇文章是本场考试的第一名，因为当时的考卷实行糊名制度，看不到考生的名字，欧阳修怀疑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写，为了避嫌将这篇文章列为第二。在下一场考试中，苏轼以《春秋》大义对答，终于夺得第一。在殿试中，中乙科进士。

如果大家了解宋朝的科举制度，就会知道进士分为三个等级，甲乙丙。甲科进士有三个人，称为三甲，就是所谓的状元、榜眼和探花；乙科在甲科之下，至少是个第四名，也就是说，苏轼虽然中了进士，但是并非状元，甚至连第二名都不是。

苏东坡死于公元1101年，也就是说，苏辙写这篇墓志铭一定是在苏东坡死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事件的几个当事人，欧阳修死于1072年，梅尧臣死于1060年，曾巩死于1083年，也就是说，苏辙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所有当事人都死了。所以无论苏辙写了什么，也没有人能够求证。

所以有人怀疑，这件事其实是苏辙编的。要知道主考官是欧阳修和梅尧臣，宋朝时期，考试制度严格，考场上的事情，苏辙无从得知，除非欧阳修自己将这件事说出来。既然欧阳修说出来，我们不可能找不到其他的例证，诡异的是，这件事只有苏辙提到过。甚至连当事人的苏东坡和曾巩两个人，也没有留下关于此事的只言片语。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所谓苏东坡因为曾巩错失第一，不过就是苏辙杜撰的。

曾巩的确在嘉佑二年考中进士，与苏轼、苏辙是同科登第，但是关于他们的排名记录，并没有流传下来，因此我们并不知道，曾巩考了第几名，甚至连苏轼考了第几名都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两个人都不是状元。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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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祐二年进士榜被称为天下第一榜，而唐宋八大家其中宋朝的五位文豪在此聚会。这五位分别是:

主考官，欧阳修，宋文坛领袖。

考生，苏轼，苏辙，曾巩。

陪考家长，苏洵。

但这次考试中，欧阳修却犯了个错误，将苏轼试卷判为学生曾巩所作，为避嫌，点为第二名。那么曾巩在进士考试中是第几名呢？我查了很多资料，最终也没有找到。但一定被录取了。并参加了殿试。似乎在殿试中的名次次于苏轼，但苏轼名次也不高。

会试时，录取进士是389名，苏轼考了第三等，曾巩排在苏轼后，大约在100名开外。殿试时，综合调整，苏轼被提到了二等，进入了前100名。估计曾巩也是。

苏东坡应试时，欧阳修把他的文章当成了曾巩写的，判他为第二，那么曾巩到底是第几名？

苏东坡是大文豪，才情横扫天下，一家出三个大文人，真是了不起！他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在书法、绘画、诗词、散文各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他的书法与黄庭坚、蔡襄、米芾齐名，合称“宋四家”，善画竹木怪石，他的词气势磅礴，风格豪放，一改词的婉约，与南宋的辛弃疾被称为豪放派诗人。

苏东坡在21岁的时候，跟随自己的父亲苏洵和19岁的弟弟苏辙一起进京应试，他们从偏远的西蜀来到京城，他苏东坡应试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他犀利、豪迈的笔锋、独特新颖的观点，清新洒脱的文风，即可得到当时主考官欧阳修的赞赏，但当时的曾巩也在参加此次考试，他是欧阳修非常喜欢的学生，文采也是非常的好，所以欧阳修误以为苏东坡写的此篇为曾巩所写，参加考试人的姓名都是封闭的，欧阳修为了避嫌，把苏东坡的评为第二，曾巩的评为第一，等后来得知了真相，见到苏东坡真人后，，对苏东坡更是大力赞赏，并预见苏东坡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足见对苏东坡这位大才子的预判和坚定。

苏东坡，曾巩都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们都是才华横溢，声名大噪，震惊全国的伟大文人，他们有才情、有情怀、有抱负、有操守，是文坛上一直经久不衰的人物，其实第一和第二对他们这些人来讲，都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为我们后人留下的那些经久不衰的经典美文。

谢邀，应该是两个人都没有名次。

但曾巩的成绩要优于苏轼，宋史曾巩传明确写明曾巩是“中嘉祐二年进士第”，进士第，即中了甲科进士，而苏轼是“殿试中乙科”。

题目中的典应该是源自宋史苏轼传里的这段话：

“嘉祐二年，试礼部。方时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

宋代科举，分州试，省试，殿试。宋仁宗时期省试又分三场：先考策，次考论，再考诗赋。欧阳修主考的是省试里边的“论”。

苏轼才情卓绝，不拘一格，写起论来，天马行空，不按常理出牌，且言之有物。而欧阳修又是喜欢这种风格，不提倡循规蹈矩，或者堆砌华丽词句的，“方时诡异之弊胜”，就是指那时候的人写东西喜欢寻章摘句，却意思空洞乏味，晦涩难懂。

可以看出来，宋史这段话是捧着苏轼在说，因为他不单单记录了欧阳修在主持礼部殿试考“论”时，把苏轼文章错判为曾巩所作，曾巩是他的学生，为了避嫌，故排为第二名，实际按欧阳修的意思应该是第一名。而且为了表明欧阳修对苏轼的喜爱，他甚至写信跟人说：“苏轼这么牛叉的人出来了，我应该避开才是。”这话不管意思是谁会抢谁风头，欧阳老对苏轼的推崇和喜欢可见一斑。

再强调一句，欧阳修把苏轼排在第二名，不是指省试的第二名，而是省试考论的第二名，省试的第一名是

林希。至于苏轼，想必是排不上名次的。

“方时诡异之弊胜”，欧阳修认为这是弊，但是别的考官未必如此想，不然也不会强调这一句，苏轼也不至于会不见名次。

到了殿试，苏轼更是连甲科都没进，这个也不能怪仁宗皇帝，皇帝不可能每张卷子都看，名义上他是主持人，但他也仅是露个面，巡视一下，然后翻阅一下，下面各个考场的考官推荐上来的卷子。前面说的会试第一的林夕，仁宗就特意看了他的卷子，开卷两句话“天监不远，民心可知”。让他很不高兴，还没当官呢，就语带警告，仁宗不发一言，下边也就领会圣意了。至于，苏轼的文章，仁宗未必会看到，下面的考官直接就给定了。

后来状元是一个叫章衡的人，他文章中前面两句写的是“运启元圣，天临兆民”。

可叹世间事蝇营狗苟，沧海桑田，唯马屁二字，不穿。

这一年的龙虎榜状元章衡，榜眼窦卞，探花罗恺。

马屁虽不穿，但历史来说，总是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没人知道曾巩当年科举是第几名，但他的最终成绩比苏轼要好。

欧阳修的孙女婿叫苏迨，而苏迨是苏轼的儿子。

王安石的侄女婿叫曾纡，曾纡的伯父就是曾巩。

苏轼与弟弟苏辙还有曾巩，都是嘉祐二年同榜进士，乃欧阳修的门生。

公元1101年，苏轼离开人世，其弟弟苏辙按照苏轼生前的吩咐，亲自完成了《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其中记载了当年苏轼参加科举的一则趣事。

内容是这样的：

嘉祐二年，欧阳文忠公考试礼部进士，疾时文之瘟疫，思有以救之。梅圣俞时与其事，得公《论刑赏》，以示文忠，文忠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为，子固，文忠门下士也，乃置公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

北宋嘉祐二年的龙虎榜，被誉为千年进士第一榜，当年的主考官是素有“天下文宗”之称的名家欧阳修，当年的榜单之上人才济济，诞生了一大批后来声名赫赫之人。

比如哪些人呢：

苏轼、苏辙兄弟，加上曾巩，三人都在唐宋八大家之列；

程颢，北宋五子之一，也是理学的奠基人；

张载，北宋五子之一，关学学派奠基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就是此人所说。

嘉祐二年的进士共有388人，后来有九人做到了宰相的地步，在《宋史》之中有单独被立传者之中，有24人是这一届的考生。

所以这一年考生的竞争之激烈，也可想而知，毕竟参加考试的全都不是泛泛之辈，几乎都是精英中的牛人，人才里的精锐。

主考官欧阳修见到了一篇《刑赏忠厚论》非常惊喜，觉得其文采绝对堪称第一，但是欧阳修怀疑这篇文章是自己的门生曾巩写的，为了避嫌，忍痛给这篇文章判了第二名。

也因为这个故事，很多人觉得苏轼是当年考试的第二名，而第一名应该就是闹了乌龙的曾巩，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当年的科举最终结果，曾巩不是状元，苏轼也不是榜眼。

按照科举的规制，状元、榜眼与探花之类都是在殿试才进行决定，而苏轼所写的文章是在礼部试写的。

按照记载，嘉祐二年前三甲乃章衡、窦卞、罗恺。

这三位的名气在历史上并不算大，不过在当时也都是出了名了清正名士，尤其是在嘉祐二年的科举之中夺取前三甲，文采之盛可见一斑。

事实上，礼部省试被判了第二名的苏轼，在后来的殿试中成了乙科，而其弟弟苏辙还有曾巩与亲弟弟曾牟、曾布，还有堂弟曾阜兄弟四人，都是进士及第。

不过，至于曾巩到底是第几名，相关典籍并没有记载。

而按照《宋会要》的记载，当年在礼部试之中，取代了苏轼夺得第一名的人，叫做“李实”，此人藉藉无名，在历史上也没有其他的详细信息。

按照常理来说，苏辙是苏轼的亲弟弟，兄弟从小一起长大形影不离，所以这件事从苏辙之处出现，应该是很有可信度的。

不过仔细想想，这件事存在着一些疑问之处。

按照这个故事的内容，欧阳修将苏轼作为第二名是因为曾巩的缘故，但这属于欧阳修的个人内心活动，苏辙是怎么知道的？

欧阳修一生所有的著作之中，都没有提起过这件事，而苏辙说出此事的时候，欧阳修已经离开人世二十多年。

按照真正的史料记载，当年的苏轼参加科举，在策论考试中写的《刑赏忠厚论》虽然是上乘佳作，却因为苏轼“不能屈折于作赋”而“已为他考官所落矣”。

就是说，大多数的考官都认为苏轼这篇文章的风格实在是有些诡异，突破了传统，所以纷纷准备让他落榜，倒是欧阳修出于惜才之心，才破格擢升他为第二名的。

至于曾巩，在嘉祐二年的科考之中，其成绩虽然并没有达到状元、榜眼与探花的程度，但他曾氏兄弟四人都是进士及第，不过并没有留下其具体成绩。

曾巩比自己的恩师欧阳修小十二岁，他第一次读到欧阳修的文章就非常佩服，而且敬佩欧阳修的为人，加上两人都是江西人，拜师顺理成章。

而欧阳修很喜欢曾巩这个学生，时常对人说：“我门下弟子成百上千，能够得到曾巩这个学生，却是我最高兴的。”

得益于欧阳修的指导，加上曾巩是个非常勤奋刻苦而且踏实的人，其进步很快，后世之人经常评论曾巩很“迂”，但这却也是欧阳修最欣赏他的一点。

嘉祐二年，其实是曾巩第三次参加科举，前两次曾巩都名落孙山了，这次考试不仅仅是他与两个弟弟，还有一个堂弟，甚至两个妹夫，六人都一起中举。

我是方圆，文史专栏作者，欢迎关注我，带你去看有趣的中国历史；

说起苏东坡，那真的可以称得上是北宋时期的一位奇才，当然了，当时的人们也称其为“文曲星下凡”。实际上这样的称呼也未尝没有什么不可的，因为的确太厉害了。我们来分别例举一下他的成就都有哪些：

从诗歌领域来说，他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

从散文领域来说，他与王安石、曾巩等人合称为“唐宋大八大家”。此外，他还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有“欧文如潮，苏文如海”的美誉。

从豪放词领域来说，他与南宋时期的辛弃疾，合称为“苏辛”。

从书法领域来说，他是“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 、蔡襄）之首。

从绘画方面来说，他因擅画怪石墨竹，成了“湖州竹派”的代表人物。

从哲学方面来说，他是当时宋代三大哲学派系（关学、洛学、蜀学）中蜀学的代表人物。

所以，不得不承认，他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用现在一个流行的词来描述，就是真正的“斜杠青年”，不，应该称为为“斜杠男神”。

但是就是这样的大文豪，在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居然没有得第一，而是只考了一个第二名。这是不是很奇怪？实际上，这也没什么，因为这是故意的。

嘉佑二年，欧阳修主持会试，苏轼和弟弟苏辙同期参加科举考试，当然了，还有另外一位厉害的人物，他就是曾巩。

当时的考试可不像我们现在把题做完就交上去，老师直接批改就行了，而是在交上去之后，考官们还要把考生的试卷誊抄一遍，然后才送到阅卷官的手中，这样做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怕阅卷官认得考生笔迹，有舞弊之嫌。

但是当欧阳修拿着苏轼的试卷之后，便立马站立起来，说道：“这是我好朋友曾巩写的。”接着欧阳修就想了，虽然写的好，但是毕竟是自己朋友，为了避嫌，索性就给个第二名吧。到榜文发下来的时候，苏轼考了第二名，苏辙考了第十三名，而曾巩自然是第一名。

虽然苏轼只考了第二名，但是他早就被欧阳修看上了，回家后还给自己的家人说：“几十年后，世上再无人识得老夫。”

连欧阳修这么一个厉害的人物，看到苏轼之后也不禁要退却三分，可想而知其才能该有多高。不过也由此看出来欧阳修气度不凡。

苏轼的这件轶事，乍一看好像合乎情理，但仔细推敲下来，其中疑点却是很多。

说苏轼文章是被欧阳修误认为自己弟子曾巩写的，最初这样说的人是苏辙，苏辙是苏轼的胞弟，两人之间关系相当密切，两人在入仕之前就一直在一起，一起游山玩水，一起饮酒作乐，忽然有一天，苏辙收到了来自这位兄长的书信，请求自己在他死后写一则墓志铭，用来纪念自己。这样的举动合乎情理，而作为他的胞弟，在文章中写的自然尽是对苏轼的夸赞。

这件欧阳修误判文章的轶事就是这时候流出来的，苏辙这件事可能是听自己的兄长说来的，但苏轼呢？当时负责批改试卷的正是欧阳修，他的个人想法苏轼又是怎么得知的，苏辙写出这篇墓志铭时欧阳修已经去世了三十年，自然也不可能亲口告诉他这件事。

苏轼虽然是个大文豪，但他在文章风格上与曾巩区别却是很大的，苏轼的应试文章，如果仔细看一下可以看出来，里面错用经典的例子很多，而曾巩不同，他的基本功相当扎实，但凡是自己不确定是否属实的经典，他并不会引用。

苏轼的文章被误认为是曾巩写的，这本来就可能不大，更何况欧阳修是一个在文学上造诣不输于苏轼的大文豪，又怎么可能会犯那种低级错误？

都说苏轼是第二，后来在墨义考试中超常发挥，获得了第一，但实际上当时决定真正成绩的其实还是殿试，省试虽然重要，但也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真正决定官职的还是殿试。

很明显，苏轼虽然拥有大文豪的气质，但在殿试上表现还是差了点，最终他的成绩并不是第一，也不是第二，他的真正成绩就不是轻易可以的得知得了。

而曾巩的成绩又如何呢？苏轼的成绩都未可知，他的成绩更不必说了，也是一个未知数。

当年苏轼苏辙兄弟两人同科及第，皇帝知道了这件事就相当高兴。认为自己为子孙后代找到了两个适合当宰相的人才，只是很可惜，他的希望落空了，苏轼并没有成为一名宰相。

说来，你可能不信，前几天跟老婆散步的时候，老婆也曾问过我这个问题

在一没资料可以翻阅，二不曾百度的情况下，仅凭三寸舌就让老婆满意

因为“新机词挖一此莫禾多此！”

真相只有一个

苏东坡应试被欧阳修判为第二，这事需要慢慢说。

欧阳修把苏东坡的文章当成曾巩写的，这就不好说了。

字如人生

在古代，人们相信，读书人的字迹如何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一个人的品行。所以古人，尤其是立志科举的读书人，尤重字迹。虽然同样的字，笔画是一样的，但是由于书写习惯的不同，每个人在写字的时候，同样的字，在横竖撇捺的细节上是不同的，尤其是古人用毛笔写字，起笔收笔，藏锋逆锋，都是不同的。在几十年如一日的读书写字中，每个人都形成一种书写习惯。这种书写习惯，在古代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读书人的名片。我们在古代影视作品中经常看到依靠笔迹断案，便是基于此。

在古代，熟悉一人，不只是会熟悉他的面孔，他的性格，他的家庭住址，他的爱好，更是会熟悉他的字迹。对于欧阳修和曾巩而言，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古代的师生关系和现在的师生关系不同，欧阳修的学识眼界，也与现在的老师不同。

欧阳修不是乡村的教书先生，一生所收的门生不过寥寥数人。曾巩，开始不名一文，屡试不第。有一天心血来潮，就写了封信给欧阳修，信里面有他的大作《时务策》，推荐自己。没想到，欧阳修一读之下，大为惊讶，觉得是个人才，甚至还写了撰文《送曾巩秀才序》，为其叫屈，为其扬名。随后，欧阳修直接把曾巩收入门下，后来才有曾巩的一鸣惊人！

欧阳修和曾巩都是文人，在交往过程中少不得会有书信往来，曾巩遇见欧阳修的时候已经20多岁，参加过数次科举考试，其个人的书写习惯笔迹已经定型。而在两人的书信来往中，曾巩的笔迹，势必会被欧阳修记住。毕竟，这个年轻人是他非常重视的一个门生。

欧阳修认识曾巩的笔迹，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

所以欧阳修将苏轼的答卷错认为是曾巩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谢谢朋友的指正，经朋友一言，由笔迹推断欧阳修将苏轼的答卷错认为是曾巩这个可能性是错误的方式是错误的。

宋仁宗嘉祐二年丁酉(1057年)科，欧阳修把苏轼的文章当成了曾巩是假！

那么曾巩是第几名名呢？

下面是为了回答问题查找的资料。

宋代彭百川笔记《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八《祖宗科举取人·仁宗》载：“嘉祐二年三月丁亥赐进士章衡等二百六十三人及第，一百二十六人同出身。是岁，进士与殿试者，始皆不落。章衡，窦卞，郑雍，吕惠卿，蒋之奇，苏轼，曾巩，朱光庭，曾布，宋希，史元道，王韶，梁焘，苏惟贤，苏辙，刘元瑜”。

“赐进士章衡等二百六十三人及第”，依照我们中国人的习惯而言，“章衡”应该是进士科第一名。而不是欧阳修所认为的“曾巩”。

依照史料记载，嘉佑二年（1057年）春，仁宋皇帝亲临考场。

【状元】：章衡。　　

【榜眼】：窦卞。　

【探花】：罗恺。

而苏东坡在本次应试是实为进士乙科，即第二等，而不是第二名。

宏篇大论解心结，错处两公成佳传，明月何时照我还，共樽一杯诉衷肠？

只是以为是曾巩写的，并没有把两人试卷交换，也没有把苏东坡文章当成曾巩，这是一个单方面乌龙

据《宋史》记载，宋嘉佑二年进士第一名（状元）章衡、第二名（榜眼）窦卞、第三名（探花）罗恺，以上三人为“进士甲等”，是经仁宋皇帝亲临考场考核后取得的名次。从唐明皇开始，一直到北宋中期，科考都分为甲科和乙科，而甲科是一定优于乙科的，是进士科考中前三名的代称。

《宋史·苏轼列传》中记载，嘉佑二年，苏轼试礼部。主司欧阳修看到《刑赏忠厚论》的时候，非常惊喜，想把写这篇文章的考生提拔为第一名。可是，他又怀疑是自己的门客曾巩所写，为了避嫌，便放在了第二名，把写《春秋》的考生定为第一名，“殿试中乙科”。

结果是，《刑赏忠厚论》是苏轼所写，而《春秋》正是曾巩所写。

可见，当时“进士乙科”考试，曾巩第一名（进士第四名），苏轼第二名（进士第五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