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不同，岳是两点一是跟高宗闹脾气政治幼稚。2捅了高宗的肺管子，立太子，无心在说高宗无后。于谦是完全冤枉，被夺门的人陷害
我是找不到这其中逻辑，很好奇你是怎么做出这个假设的。更好奇你这个命题中的预设前提“奴化教育”是指啥？是“与士大夫共天下”？
对于历史上出现的政治事件，首先不要用文化的角度的去理解，而应该从阶级的角度去理解。
以岳飞案为例，有些人认为岳飞之死的根本原因在于岳飞“迎二圣”的主张遭到了赵构的猜忌，但这与史实并不相符且缺乏基本的政治逻辑。
在整个宋朝，“北伐”就是绝对正确的政治口号，就如同汉朝打击匈奴一样，是世仇。不同的是，宋朝人对于北伐有激进的，有保守的，也有退缩的。不过不管怎么样，你可以给北伐下各种绊子，但不能说北伐这件事不对。
而岳飞处在北宋末年，经历了靖康之变，其本人具有高度的爱国情感，军事才能在古代都可居于名将之列。对于这样的人，主流儒家的评价向来都是正面的。但是个人的命运往往与其评价高低无关，孔子之才照样不能执一国之权柄，岳飞之能也无法改变其政治立场。
宋朝的文人地位很高，人数也很多，派系就更多更复杂。在对外关系上，有主战和主和两大派。一般来说，史书评价偏向正面的人物主战的较多，但北宋末年到南宋初期的这个阶段，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主战派的文官没有掌握大权，即使是靖康之乱这么大的变动，也没有让主战派的文官集团强势起来。
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在于北宋初期的多次北伐均遭失利，燕云十六州怎么都夺不回来。多次北伐失利给北宋造成了比较大的负面影响，各种不满情绪逐渐爆发，主战派逐渐失去政治话语权。到北宋末年，主战派的文官基本都很难在政坛上生存下去了，更别提地位不如文官的武将集团了。
因此，岳飞案的出现，实际上仍然是主和派官员对于主战派的打击。要知道，当时岳飞北伐已经到了一个关键阶段，为什么岳飞案没有发生的更早一些？因为此前主和派也需要一些胜利让他们生存下去，但绝不是一场彻底的胜利。一旦岳飞北伐成功，主战派官员很可能死灰复燃，那么主和派官员就会遭到比较大的打击。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说一下古代士大夫集团的一个观念，就是家族利益高于国家利益。这种观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很典型，九品中正制极大增强了世家的力量，也促进了门阀观念的形成。唐末虽然基本清除了门阀势力，却清除不了这种门阀观念。因此在宋朝，士大夫尤其是主和派更加在乎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这就是主和派与主战派之间的天然对立——主和派的利益与国家利益无关，主战派则相反。
因此，岳飞遭到了主和派首脑秦桧的疯狂打压。十二道金令召回岳飞之后，迅速定罪，根本不给主战派反应的时间，北伐事业功亏一篑，世界局势恢复到主和派期望的对峙局面。
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理学在宋朝还处于新兴发展阶段，在政坛上没有太大的影响力，它还需要等待一代大儒朱熹的出现。
再来说说于谦，于谦案和岳飞案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岳飞是被文官搞死的，而搞死于谦的先锋却是武将，这是为什么呢？
还是从阶级的角度去分析。明朝最大的政治矛盾没有宋朝那么复杂，就是简单的宦官和文官的斗争，虽然简单，却很致命。
于谦是个清官，不仅清正，还很廉洁，更重要的是，能力突出。但是在政坛，一切都是不重要的，只有政治斗争才是永恒的，只有掌握了斗争的方法，才能成为胜者。而于谦显然和文天祥们一样，并不懂得如何进行政治斗争，或者说，懂得，但不愿去做。
因此，尽管宦官王振因为土木之变而跌落，尽管于谦深受明代宗信任，但是在明英宗返回帝位是时候，于谦没有选择重新站队，因此被石亨们打击报复，最终酿成历史上一大悲剧。
而这两桩冤案，和奴化教育关系大吗？我认为是不大的。宋明理学可以培育出于谦这样的英才，也会产生钱谦益这样的渣滓，是文化本身出了问题？
不是的。如果你仔细看朱熹的《四书集注》，你会发现朱熹说理是很深刻的，深刻到即使你知道宋明理学会被统治集团利用也忍不住想赞同他，这是真正文化的魅力。但文化就像是理想，它总是不可避免地与现实发生矛盾，世界上有几个人能遵循自己的理想？极少，大部分人都是“识时务的俊杰”，都在被潮流裹挟着前进。
因此，岳飞、于谦没看看出来的问题，却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太学生轻易点了出来:“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以愚观之，岳少保祸且不免，况欲成功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