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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宜元
陈宜元，男，汉族，1934年生于江苏常州，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是中国空间技术测控和总体专家，中巴资源一号卫星总设计师。
人物经历
成就
参与和主持过东方红一号、实践一号、东方红二号等卫星总体及遥测系统方案的论证、研制，领导并参与微波统一测控系统的研究。1983年，兼任实践三号卫星副总师。1988年开始担任资源一号卫星总设计师。作为我国第一颗高速传输型对地遥感卫星，该星在我国卫星研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1978年获“全国科技大会奖”，1991年被航空航天部批准为“有突出贡献的老专家”，同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0年获“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生平
1934年初夏，陈宜元降生在江苏省常州市一个银行职员的家庭。父亲常年远赴四川工作，出身书香门第的母亲自然希望儿子成为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于是当陈宜元刚呀呀学语的时候，母亲就成为他的第一任老师，教他识字。也许天生就是一块读书的料，枯燥的汉字在陈宜元那里似乎竟变成美妙的音符，再复杂的字，母亲一教，生性聪明的陈宜元就会。几年下来，竟已达到小学三年级的水平，因此，7岁时，陈宜元竟背起书包一步走进三年级的课堂。
1937年，家乡常州沦陷，江南水乡再也不美好了。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下，民不聊生，百姓流离失所，纷纷逃难。为躲避战乱，在家乡沦陷三年后，母亲带着陈宜元走上了逃难的道路。在逃难途中，每当他累得走不动的时候，母亲就雇来挑夫，一头挑着行李，另一头挑着陈宜元。就这样东躲西藏，走走停停，在10个月的时间里途径8个省，来到了一时战火还没烧到的四川。这段流离颠沛的漂泊生活，使陈宜元对山川河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河山秀美，奥妙无穷，坐在初中、高中课堂里，数学和物理尖子陈宜元幻想着将来考大学要上地理系，当一名研究地理的科学家。
1951年，考大学的日子到了。在报考大学志愿时，起初他几乎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地理系。可是后来还是多了个心眼，四处打听地理系是干什么的？听说地理专业毕业后可能要当中学教员，于是，他又改变了主意，选择了物理系。因为他的理想是当一名科学家。
1954年陈宜元从南京大学物理系提前毕业进入东北地质学院，从师前苏联A·A·荣克夫教授攻读地球物理探测研究生并留校当助教，后进入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1960年，由于国家需要改行从事探空火箭无线电测控的研究。
1968年我国人造卫星研制进入了攻坚阶段，陈宜元又被调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飞行器总体设计部从事人造卫星研制，领导并参与微波统一测控系统的研究。此后，他在科学的海洋里奋力跋涉，逐步成长为一名卫星测控和总体专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往往是不能自己选择的。1968年，就在陈宜元一门心思搞“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的时候，文化大革命革到了他的头上。当时陈宜元正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飞行器总体设计部7室当副主任，负责“东方红一号”卫星测控系统的研制，然而，由于他的爱人孙琉方的曾祖父孙家鼐曾是光绪的老师，当过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姐夫孔德成又是孔子的第77代嫡孙，曾任台湾地区考试机关院长，陈宜元理所当然地成为被控制使用的对象。直接与卫星和火箭接触的工作，他都不能参加，搞卫星研制的，卫星发射时却连发射基地都不能去，返回式卫星他更是不能过问。即便是如此，他仍然像老黄牛般默默地工作着。1971年，我国“实践一号”卫星发射成功，他所负责的“实践一号”卫星遥测系统，设计寿命为一年，却在太空中出色地工作了8年，获得了大量的宝贵数据。
在几十年的航天生涯里，他先后参与和主持过“东方红一号”卫星、“实践一号”卫星、“东方红二号”卫星等型号的总体及遥测系统方案的论证、研制，1983年兼任“实践三号”卫星副总设计师。1988年，中国和巴西联合研制“资源一号”卫星的工作开始了，陈宜元走出了飞行器总体设计室，调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科技委常委，“资源一号”卫星总设计师。
由于陈宜元在我国卫星研制中所做出的突出成绩，1978年他荣获“全国科技大会奖”，1991年被评为“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让世界看看中国星”
1988年7月，中国和巴西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联合研制地球资源卫星的协议，陈宜元披挂上阵，被任命为总设计师。从担负这副重担的第一天起，他就深知这项重任意味着什么。在确定“资源一号”卫星总体方案时，上级决定采用公用平台技术，CCD像机和红外像机一起上等目标的卫星方案，一步跨过10年，赶上国际水平。
消息传出，立刻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一些西方国家看来，中国和巴西两个第三世界国家想研制这样一颗高水平复杂的卫星，是不可能的。国内也有一些人心存疑虑。可是，陈宜元和中国空间科技工作者就是不信这个邪，偏要用实践证明自己，证明中国人能行。“资源一号”卫星有15个分系统，大部分都是第一次上天，难度大，要求高。系统与系统之间，中国与巴西之间，许多重大问题都等待着陈宜元的协调，遇到问题难下结论时也等他拍板，他的思想负担重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自从当上了总设计师，陈宜元就几乎夜夜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陈宜元始终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国际合作，一举一动事关国家形象，一定要用实际行动为国争光。因此，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他在向科技高峰攀登，向时间赛跑，向人生理的极限挑战。他用实际行动谱写着一曲中国知识分子自强不息的生命赞歌。
1996年夏天，经过几年的奋斗，红外地平仪热真空试验开始了，可就在这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辛辛苦苦研制的地平仪在低温情况下振动受阻，接着，振动试验也未过关，试验失败了。红外地平仪是卫星的关键部件之一，决不能让整个研制工作在我们这里卡壳。短暂的懊恼转瞬即逝，控制工程研究所以副所长李振昌、副总师席敦义牵头的攻关组即刻成立了。盛夏的北京，40度的高温像个大蒸笼。在陈宜元的带领下，大家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分析故障原因，研究对策。后来，他们改变了设计结构，对主要部件重新设计，经过了3个多月的苦战，终于取得了试验的成功。此时，陈宜元整整瘦了一圈。像这样思考后的迷茫、失败后的奋斗，是陈宜元航天生涯中的家常便饭。对他来讲，少几斤肉，掉几把头发，又算得了什么？
“资源一号”卫星CCD像机有5个谱段，电路指标要求极高，电路和数据处理也很复杂，要引出400多根线。同时，其静电灵敏度也非常高，要克服各种低电平的干扰，机加工也有相当的难度。在我国光学和电子工业基础上，搞这样的像机，真可谓举步维艰。担任像机电子设备研制的西安空间无线电研究所，在该基础上研制经费少的可怜，在最初的几年里，每年只有8万多元的研制经费。这对于这支7～80人的研制队伍，无疑于杯水车薪，甚至养不活研究室3个技术负责人。
为了卫星早日上天，陈宜元一年不知道要去多少趟西安，带领这些清贫的技术人员一个一个地攻破难关。卫星红外相机是光、机、电等高技术的集合体，国际上不少国家一听到红外，都躲得远远的。中国人能研制出红外像机吗？外国同行认为，凭中国的基础，根本无法搞出红外像机，国内的业内人士也都在捏着一把汗。陈宜元带领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偏要揽这个瓷器活，偏要造出中国的航天红外像机让世界看看。没有预研基础，缺乏技术储备，对红外像机知之甚少，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他们要用行动证明自己是中国航天第一支红外多光谱像机研制队伍。
他们集中了国内光机电最高水平，大胆地采用了线性摆动扫描技术，小角度、高精度扫描角监控技术，多谱段、多元并扫技术，双向扫描校正技术等多项国内空间遥感器上从未使用过的技术，攻下了道道难关。当把这些书本上的名词和概念变成一项项产品时，他们的眼睛湿润了。
当国旗飘扬的时候
陈宜元明白，能否按时完成任务，事关国家形象。因此在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他率领“资源一号”研制人员向时间赛跑，向人的生理极限挑战，以出色完成任务的实际行动塑造了我国的良好形象。在这支队伍中，总设计师陈宜元被大家称为“老黄牛”。由于工作需要，这位在苏联教授指导下的地球物理研究生最终注定与地球不可分隔，所不同的是它并非研究地球物理，而是担任地球资源卫星的总设计师。“资源一号”卫星的研制就像一台交响乐，而总设计师就是那乐队的指挥。在过去的日子里，艰苦的任务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而按时完成任务，不给国家抹黑是他们的信条。
1997年，是红外像机研制最关键的一年，眼看就要进入整个卫星合练了，可是，红外相机的研制工作仍然十分繁重，能否按时拿出像机，事关国际影响。决不能由于我们的工作失误，给国家声誉带来影响！春节加完班后，一场名为“庆七一、迎回归，红外相机主体交付百日倒计时”的活动开始了。大家纷纷表示，即使24小时不睡觉，也要保证完成当天的任务。在那段时间里，总设计师陈宜元心急如焚，干脆到研究所与技术人员吃住在一起。
从那时起，星期天、节假日在他们的日历中消失了。每当大家走进实验室的大门，看到竖立的倒计时牌时，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这里，没有白天和黑夜，没有领导和群众，有的只是火热的工作场面。那是这样的一种场景啊！老同志抱病上阵，恋人取消了约会，儿女放弃了与老人的团聚。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早日拿出产品，决不给中国抹黑！饿了，泡包方便面；困了，用湿毛巾擦把脸；累了，在实验室角落的桌子上打个盹。有的人离家远，干脆就在办公室里猫一会儿，天亮后，再干。经过三个多月的苦战，他们终于赶在合练前交出了相机。
1997年夏天，“资源一号”卫星合练开始了，大量的技术问题的压力使陈宜元更加难以入睡，以至于他的头发大把大把地掉，吃什么药也不见好，那本来已经头发稀疏的脑袋，更成了“地方支援中央”。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期间，仅红外相机研制队伍就加班1000人次，累计7190小时。而1997年全年，这支队伍共加班超过20000小时。
陈宜元常说，当一名航天人，必须淡泊名利。
由于工作的需要，中国和巴西两国科技人员要经常到对方的国家去工作。巴西科技人员来中国工作，每天200多美元的补助；而我国科技人员到巴西，每天只有六十美元。这点钱吃饭住宿就所剩无几。巴西一个科技人员月工资2000多美元，而陈宜元才1000～2000元人民币。出国待遇和个人收入上形成强烈的反差，不能不对科技人员的思想产生冲击，对陈宜元也不例外。是什么力量支撑着陈宜元义无反顾地去奋斗的呢？是对祖国的热爱，是对事业的热爱。
因为在陈宜元的心中，永远忘不了这样的场面：巴西空间院有一个惯例，凡是有外国人在院里工作时，都要升那个国家的国旗，走进大门，就知道现在有那个国家的人在这里。陈宜元多次到巴西空间院工作，每当他到巴西空间院后，大门上都升着中国国旗，即使就他一个中国人在的时候，也如此。每当他看到中国国旗在大门上迎风飘扬的时候，一种代表一个国家的自豪感就油然而生。他说：“我不是为个人干事，是代表中国在搞资源卫星。当‘资源一号’卫星在太空遨游的时候，我可以骄傲地说，这里边有我的一份贡献，这颗卫星属于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富有的，只为名利你将永远都不知道你是谁。”
是的，在尊严和荣誉面前，金钱又算得了什么？这就是可敬可爱的中国知识分子。这就是陈宜元的名利观。
航天永恒的主题和生命
对于陈宜元来说，“资源一号”卫星质量好坏代表的是国家。因此，他在以强烈的责任心确保质量工作的同时，更认真吸取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用西方的管理方法促进质量工作，为我国空间事业积累了先进的经验。因此，十多年来，陈宜元把自己人生最后的冲刺留给了“资源一号”卫星，为自己人生的辉煌再增添一分光彩。
陈宜元说，如果说高度的责任心是质量的基础的话，那么，严格的管理则是保证质量的车轮子。必须认真学习借鉴巴西的先进管理方法和经验，使我们的卫星工程管理从靠土办法，凭经验，转变到靠科学的轨道上来。在与巴西合作之初，使陈宜元感到最不习惯的就是巴西人凡做事，都要有文件，没有文件作依据，什么事也不能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琢磨，他感到这是一个非常必要的好方法，中国卫星工程要想再上一个台阶，必须借鉴和推广这个方法。于是，他紧紧抓住建立文件体系不放松，逢会必讲，经常检查督促，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逐渐形成了习惯。
如今，资源卫星队伍的文件多，是出了名的，仅总体部下达的各种任务书，摞起来就有几米厚。为确保质量和安全工作落到实处，在卫星进入发射中心后，在他和卫星总指挥王和忠的主持下，又制定了符合靶场需要的12种监督表格。同时，根据技术流程的进展情况还编写出随着技术流程走的相应表格，制定了检查要点和工作标准。对于谁干，为什么干，谁批准，怎样干，结果如何，验收人等，一目了然，留下文字记录。使质量、技术和安全工作有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控制手段。中巴地球资源卫星的国际合作，使这支队伍对于产品质量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视质量如生命，以实际行动展现出中国航天人特有的质量观。
1999年10月14日，是陈宜元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在这一天的11时16分，“资源一号”卫星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的举托下，带着中国和巴西两个发展中国家政府和人民的期盼，升上了太空，准确地进入极地太阳同步轨道，加入了造福社会的行列。
令国内和国际社会震惊的是“资源一号”卫星跨越了一般同类卫星的研制阶段，未先发射试验卫星而直接进入应用领域。卫星起点高，技术难度大，是我国卫星研制史中星上元器件最多，系统最为复杂的一颗卫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一颗卫星上同时携带这样多有效载荷，在国际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同时，卫星上安装了一流水平的遥感像机。作为我国第一颗传输型对地遥感卫星，“资源一号”光谱范围广，包括全部可见光、近红外、热红外谱段，代表了目前我国遥感卫星的最高水平，同时也接近了国际90年代先进水平，其分辨率由于美国陆地5号卫星，与法国斯波特卫星相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资源一号”卫星上的控制系统中，第一次采用了我国自己研制生产的关键设备。如，帆板驱动装置、帆板展开机构、保证卫星姿态的动量轮、红外地球敏感器、陀螺、全管理的表面张力储箱、1牛顿发动机等。这些设备的自行研制，大大加速了高水平应用卫星部件的国产化进程，并节约了资金。经过“两院院士”评审，“资源一号”卫星达到了国际20世纪90年代同类卫星的水平，许多方面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同时，还被“两院院士”们评为1999年中国10大科技事件。2000年“资源一号”卫星获“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同时，被评为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2000年11月，面对着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专栏摄像机镜头，陈宜元说：“资源一号是颗能服务许多领域的“百家星”，作为总设计师，我为我们国家能研制出如此高水平的资源卫星而感到骄傲。为有一支敢打硬仗的空间科技队伍而骄傲。没有党的培养，没有广大科技人员，我将一事无成。”
如今，“资源一号”正在日夜不停地拍摄着蓝色的星球，所拍摄的10多万景图片已被诸多部门使用，在中国和巴西两个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调查、环境保护等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新世纪来临的时候，陈宜元决心要发挥余热，为我国新一代遥感卫星贡献力量。
陈宜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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