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的宇宙观。在先秦老子、墨子后学、惠施思想中,都有宇宙观内容,论述也十分精辟。如老子提出“道”与“域” ,《墨经》有“久”、“宇”,惠施有“大—”、“小一”,使中国哲学思想,得到了不断的充实和发展。但只有尸佼赋予“宇宙”以精切而简明的界说。他说: “天地四方曰宇,往来古今曰宙,”说明整个空间就是宇,整个时间就是宙,宇宙就是具有时空属性的运动着的客观世界。 尸佼的宇宙论对中国理论思维影响颇大,发扬了道家理论,理学家对此也很重视。他的建立在唯物论与辩证法基础上的宇宙观,为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奠定了基石,连同他创用的宇、宙作为范畴,也被沿用了下来。
尸佼对于空间观还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说,“荆者,非无东西也,而谓之南,其南者多也,”这里说明荆地在中国具体方位坐标点,具有上下四方这一空间特征。但扩而言之,中国之东西南北四方,亦存在着各自的东西南北四方,说明每—坐标点上的方位,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是绝对与相对的统—。荆地亦然。还有,荆地是南方,但“其南者多也”,南方之南又是无限的,可见任何一个坐标方位点所指的方位,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它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尸佼这种以辩证思维的方法,揭示宇宙空间的内涵,研究和看待事物,这无疑是精辟的和正确的见解。 尸佼对于时间观也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说:“其生也存,其死也亡。” “草木无大小,必待春而后生。人待义而成。”“人之生亦少矣,而岁之往亦逮矣。”尸佼的这些字句说明,时间是客观事物的根本属性。人、草木等一切有机体,它的产生,发展和消亡,都是通过时间的连续性呈现出来,都是在时间的连续性的运动过程,是一个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人待义而成”,说明人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而且属有社会属性,重要的是他将这一内容,视为宇宙观不可分割的—个组成部分,这是应该重视和值得称道的。
“学积有生”的观点,尸佼认为学问之道在于创造。他说:“生积成岳,则楩楠豫章生焉,生积成川,则吞舟之鱼生焉;夫学之积也,亦有所生焉。”在这样短短的一段话中,尸佼—连用了三个“生”宇,证明“学积有生”具有普遍意义。“学积有生”这一论断,成为后人的座右铭,辗转被引用,长期受到赞赏和正视。这段话最先被引用的是荀子的《劝学篇》。他说:“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循焉”此后在一些有影响的著作,都作了引述,如《文选》、《说苑》、《太平御览》中,部使用了这句话,虽文字略有改变,其义—也。“学积有生”,亦有被改为“学积有出”,“生”与“出”都是表明学问之道在于创造之理,锐意开拓,推陈出新,是建立在既有的基础之上,而突出一个“生”宇、一个“出”字,成为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尸子思想的传播,并成为国人理论思维的自觉活动,其章义是无可估量的。 “从道必吉”的革新观点。尸佼认为事物发展有其自然规律。自然与社会都是沿着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人必须顺动,他认为顺之则存,则发展;逆之则亡,则没有前途。故而说:“舜云,从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响”。他的社会变革的思想,就是以此作为思想基础的。他认为从道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关键就是用贤使能。他说:“凡治之道,莫如因智,智之道,莫如因贤。”贤是德智兼备之人。只有使用这样的贤者,治之道才能得以畅,变革社会才有希望。因为“用贤,则多功矣。”用贤并充分发挥其才智,才能收到变革社会的实效。他还进一步指出,有才华之人,是社会的“良宝”,必须百倍的珍贵。他认为选马不能以白黑为仪,而要以足力为准,择玉不能大小为仪,而要以美恶为准,“举士不论才,而以贵势为仪,则管仲、伊尹不为臣矣。”他反对任人唯贵势,主张不拘一格,广收人材,任人唯贤。他还指出:“使进贤者有赏,进不屑者罪,无改进也者为无能之人。若此,则必多进贤矣。”提出以被进者的实绩,评判进贤者的才能,这样必然使贤者云集,不屑者难以滥竽充数,使得变革社会的事业得到有效的发展。尸佼认为社会变革的根本保证是用贤使能,并将“从道”与用贤联系在一起,视为社会变革的重要问题,这是有识之见,值得重视。 “重民”的观点。尸佼认为民为邦本,他说:“天子忘民则灭,诸侯忘民则亡。”欲保王位,绝不能忘民。这种“保民为王”的政治理论,比尸佼晚出的孟子也作过重要的阐述。 尸佼为了说明重民的重要意义,他形象地将民喻为水。他说:“民者,水也。”又说:“百姓若流,夫民之可教者众,故日犹水也”。他认为民之犹如水,水的习性是决诸东流而东流,决诸西流而西流。所谓可以教者的蕴义,就是水会按着指引的渠道而向前奔流不息的。这里述有另外一层含义,假如不以如水的习性进行疏导,它必然会员终冲决一切障碍,怒涛滚滚而往的。这也是他的“忘民则亡”的一个形象的说明。他还进一步指出:“君之为君”之理,犹如鱼与水的关系一样,“鱼失水则死,水矢鱼犹为水也。”这里又一次强调了民的重要性。尸佼“保民而王”的观点,虽然是出于统治集体最高利益之所在,但他将民与王权的存在紧紧联系在一起,如水与鱼、水与盂、马与御等,客观毕竟有利于民的一面,这是劳动者一定程度解放的反映,表现了时代的进步。因此,尸佼的重民观点无疑具有进步意义,应该给予肯定。或有认为秦亡于严刑峻法,自然晋入韩非、商鞅以及为之谋划的尸佼亦有责任。其实井非如此,他们在秦所行的三晋之法,开拓了中国统一进步的局势,秦亡于旧领主意识支配下的严刑滥法而已。汉承秦制是剔除了这一面的一些因素。因为尸佼与商鞅的重民思想,在秦地并未得到彻底的贯彻,他们一个被诛一个潜逃,便说明了这一切。